2025年7月28日，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一行访问上海欧洲学会。
艾西亚指出欧盟委员会认为其自身需要保持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仅针对中国，也包括美国，这个思路早在特朗普上台前就已形成。艾西亚及其团队撰写了三篇论文，包括比如人工智能、量子技术以及半导体领域。
针对欧洲自身的问题，艾西亚指出欧洲应该对中美之间的溢出效应感到惊讶——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其他领域。以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为例，欧洲平均需要360天才能完成关键专利的复制工作，而即便存在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完成相同流程仅需一半时间。这种差距对欧洲来说确实令人震惊。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如西班牙与荷兰之间的技术转移耗时与中欧两方间相当。这意味着欧洲尚未形成统一的创新市场，缺乏一体化的创新体系。
艾西亚指出“颠覆性创新模式”是一个核心概念。因为从技术路线图来看，中国虽然也接受关键技术，但很多模式可能并不具备改变游戏规则的潜力。而美国科技公司则呈现出高度同质化特征，中国企业的技术路线图却异常多元化。具体来说，欧洲市场主要由上市公司、公共实体和电信企业构成——其中电信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上市公司。在中美关系上，艾西亚指出美国的牌桌上的筹码非常充足，美国宣布的AI行动计划令世界感到担忧。中美关系表面看似美好，实则好坏参半，在她看来其发展方向并不乐观。
艾西亚指出了中国吸引企业的三大理由：专业优势、市场潜力与创新动能。但随着中国本土企业逐渐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如今想要在这个领域立足，必须具备更强的市场适应能力，但欧洲企业逐渐变得愈加力不从心。真正的问题在于竞争，中国的竞争环境要更加激烈。欧企过去确实能从中国市场获利，但现在难度大增。由于竞争力下降，他们已无法维持原有的利润水平。欧企经济分析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利率水平不断走低，要在华拓展业务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勇气。此外，中国进口停滞不前，更因其在全球进口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下滑。数据显示，中国在欧洲市场的进口份额已从近13%降至不足10%。虽然进口量排在末位，但市场份额的缩水让出口商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欧洲需要分析三大类因素：经济因素、监管因素，以及我们称之为政治因素的外部因素——或者说地缘政治因素。她指出，欧洲企业在美国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根据美国官方数据，当前出口正呈现井喷式增长，这得益于货物运输量的激增，其次，欧洲企业在美投资规模至少是中国企业的15倍。
艾西亚认为，欧洲人更倾向于通过监管来保障安全，其认为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运转中的核心问题。如今部分欧洲在华企业虽仍存活力，但被贴上“困局”标签的企业，意味着它们深陷泥潭。尽管投入巨资，却因收益不足而举步维艰。这些企业往往选择观望，而非积极开拓市场，毕竟在盈利期本可更积极地推动市场发展。成本太高，投入太多，导致企业可能再难继续投资。她认为在中国民众看来，多数人认为问题出在美国，但事实在于在华欧企不能像从前那样充分盈利。艾西亚认为中国当前出口依赖度较高，但增长陷入乏力。她评价中国政府政策非常积极主动，不仅推动创新应用新技术，监管环境也十分有利于企业成长。欧洲希望中国调整监管政策的制定方式，否则将会出现非常激烈的情况。艾西亚指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中欧携手合作，共同解决。
艾西亚认为，一旦匈牙利意识到其需要摆脱特朗普的束缚，他们就会与中国断绝关系。这对中国企业在匈投资和中匈关系都是非常大的风险。艾西亚认为比亚迪等中资企业在匈牙利的投资远不能与特斯拉在华的投资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所具有的政府承诺稳定性远高于前者。欧洲右翼势力正与特朗普政府形成黑色组合。特朗普与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右翼政府的联手对于中国而言存在较大风险。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其实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反华情绪。同时她也指出，中国不需要刻意表现得非常完美，有时候这种过于自信反而让欧洲觉得过分。所以对欧洲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政府是否真心希望改善中国的企业形象。在美国加征关税的议题上，她认为美国本可以更明智一些，如果他们能向伙伴国提出更多让步，反而会让中国处境更加艰难。因而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地位，一个等待的地位。
艾西亚认为，中欧贸易往来的痛点不在于特朗普政府，而在于中国市场的高度内卷化和低利润化。这一趋势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严重挫伤了欧企对华投资的热情和能力。她认为，去除中国市场内的“僵尸企业”，将使市场回归较为平稳的运行状态。此外，她认为中国缺乏多种投资渠道，这些资本获得利润的途径非常有限，导致领域之间形成激烈竞争。艾西亚认为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放，这使得储蓄资金被集中到特定领域，从而催生泡沫现象。比如基础设施泡沫源于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扩张，制造业泡沫可能也存在类似情况。究其原因，储蓄资金只能流向特定领域，而非自由流动的资本市场。若想让人们将资金投入更高收益的领域，就必须建立更完善的金融体系。但政府在分配储蓄资金实施产业政策时就会面临更大困难，因此允许资金自由流动也存在相应弊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资企业涌入中国市场的原因，或许也是他们如今能利用利润或市场机遇进行布局的关键所在。这些企业几年前投资的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追求创新，而是单纯想抢占市场。回顾欧洲企业的案例，它们刚进入中国市场时，也需要经历类似的技术转型期。这些企业往往像孤岛般存在，技术转移大多停留在初级阶段，很多产品甚至带有过时的技术，直接进入中国市场。但美国企业当时制定了宏大的战略规划，试图在中国市场加大投资力度，特别是在金融科技领域。他们发现中国市场不仅极具吸引力，而且人力资源成本相对较低，教育水平也相当高。当时，这些企业在人民币市场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近年来欧洲注意到一个趋势：尽管这些企业仍会进行大规模投资，但它们缩减了人民币业务的比例。艾西亚认为这背后的原因不仅关乎利润，更与美国的利益相关——或许是出于政治考量，或是犹太团体的影响，又或者是这类贸易活动带来的风险因素。
针对中欧经贸磋商等相关问题，艾西亚同与会学者进行了充分讨论，其指出稀土管制是中欧经贸磋商进展的关键要素。在针对王毅外长访问欧洲的提问上，艾西亚着重强调了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个人特质，以及其实际权力和表面形象的差异。在回应关于中欧经贸管制措施的问题时，艾西亚指出，如果中方不主动拿出具体方案，欧洲将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欧盟委员会已对中国展开约20项调查，其中包括针对风能和太阳能产业的反补贴调查。（谢润熙整理）
